有格调之佞、高雅之佞，是为“格佞” | 刘摩诃

沈约《宋书》卷六十四《郑鲜之传》云：

高祖少事戎旅，不经涉学，及为宰相，颇慕风流，时或言论，人皆依违之，不敢难也。鲜之难必切至，未尝宽假，要须高祖辞穷理屈，然后置之。高祖或有时惭恧，变色动容，既而谓人曰：“我本无术学，言义尤浅。比时言论，诸贤多见宽容，唯郑不尔，独能尽人之意，甚以此感之。”时人谓为“格佞”。

这段记事清通明白。刘裕掌权后切慕风雅，效名士清谈，他人都有意逊让，唯独郑鲜之与之辩难，必使词穷而后已，于是时人目为“格佞”。有疑难的只是“格佞”的理解。《汉语大词典》解释为“破除谄媚阿谀”。这一释义的依据似在模棱之间。

《南史》卷三三《郑鲜之传论》：“鲜之时称‘格佞’，斯不佞矣。”而“格”有格斗、击打之义，又有阻隔、搁置之义，（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：“窦太后议格。”如淳、张晏、服虔、苏林诸家或训为“止也”，或径以“阁”释“格”。）这后一义项，王念孙认为是“阁”的通假。《广雅疏证》卷三下“阁，止也”条，王氏先引如淳诸家注，下云：“凡言阁者，皆止之义也。凡止与至义相近，止谓之阁，犹至谓之格也。止谓之底，犹至谓之抵也。止谓之讫，犹至谓之迄也。”“格”的本义是至，“阁”则是托底板、搁置，二字音同而义近，故得相通。“格斗”或“搁置”的结果与“破除”近似，但意思终究有一定距离。不过，依据模棱，尚是小疵，更有大不妥者在。

友人王培军先生曾云：“训诂须通人情。”可谓名论。《大词典》的解释，即不能与人情事理相通。郑鲜之一贯与刘裕相辩难，本不得为佞，则这里破除的显然不是鲜之之佞。刘裕非不知他人“多见宽容”，这一层也无需鲜之来揭破。再试想，郑鲜之出，他人便不再曲为逊让乎？甚或效尤，纷纷使刘裕词穷乎？往古来今，尘中绝无此事，绝无此理。那这里破除、搁止了谁的媚谀？

如要表彰鲜之不佞，何以要用一个“格”字？“格”在魏晋南北朝口语中的常用义，一是格斗之格，一是表示龃龉的扞格，一是风格、格调、品格，一是表示法则、准则的格言之格，再有就是条例格式之格。表阻隔义的“格”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用例，看来不是口语词，照理不该成为“时人”的品目用词。比如今天我们说某某人在呻吟，谁会按“刘子政玩弄左氏，童仆妻子，皆呻吟之”这个“呻吟”来理解呢？（刘向专研《左传》，仆人、家人，都跟着吟咏此书。）词义是有时代性的，有些义项在某个时代与日常用语绝缘。那么，在训释口语词时，就不能不加分别地套用。准此，阻隔这一义项不宜采用，只剩下格斗之意。郑鲜之不依违刘裕不假，要说这就是在与佞人媚行格斗，未免夸大其词，引申太过。《宋书》原文可看不出这层意思。

对“格佞”，我以为此处可深求，可不深求，但不宜作不深不浅如《大词典》之解。如何是不深求？刘裕虽然“有时惭恧，变色动容”，后来却又觉得郑“尽人之意，甚以此感之”，所以时人半是嫉妒，半是调笑，谓鲜之为有格调之佞、高雅之佞，是为“格佞”。时人好佞，自然觉得郑以不佞佞之，这才是人之常情。

如何是深求？则当细察鲜之一生行事，看看这位老先生究竟是不佞，还是不佞之佞。《宋书》说他“性刚直，不阿强贵”，又说“为人通率，在高祖坐，言无所隐，时人甚惮焉”，似乎并非佞人。只是《庄子·列御寇》中曾有深达人心之语：“凡人心险于山川，难于知天。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，人者厚貌深情。故有貌愿而益，有长若不肖，有顺懁而达，有坚而缦，有缓而悍。故其就义若渴者，其去义若热。”刚直不阿强贵的人，未必不阿比强贵更强者。

仍看《宋书》郑氏本传。东晋末，有数年刘裕、刘毅二雄争强的局面。郑鲜之的“性刚直，不阿强贵”，所指是他“尽心高祖，独不屈意于毅”，甚至弹劾外甥刘毅。后来某次二刘摴蒱，刘裕险胜，“鲜之大喜，徒跣绕床大叫，声声相续”。纵然盲瞽之人也能了然，此乃投身于刘裕阵营，为其尽心效力而已，何尝是真正的刚直不阿。至于在刘裕坐前“言无所隐，时人甚惮焉”，定是讲他人的不好，而不是刘裕的不对，否则忌惮的就应该是刘寄奴，而不是什么“时人”。

可见，郑鲜之是三国华歆这类人物的嫡系传人，外饰清节，而内怀华荣。以谄媚为逢迎，人主收获的只是短暂而雷同的快感；以刚直为逢迎，则如榴莲，以刚强多刺为外壳，以软糯“香浓”为内心。当然，前者人人可效法，后者权衡重轻，拿捏分寸，需要的功力非常人所能企及。

比如劝谏二次北伐，就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合作“表演”。刘裕北伐攻克关中，稳固统治的措施一毫都没展开，执掌朝政的心腹刘穆之突然去世，他担心朝中生乱，急急回军，留在关中的是几个矛盾对立的大将和名为统帅的十二岁次子义真。于是自相残杀在前，赫连勃勃的攻击在后，转眼间土崩瓦解，关中父老目中再无汉官仪可睹。这当然是刘裕的责任，更是他的耻辱，二次北伐，看来势在必行。只是当时情形，有必出兵之势，也有必不可出兵之势，前者为面子，后者为里子。盖当初克定长安，刘裕已“受相国、宋公、九锡之命”，按照魏晋以来禅让的惯例，篡位的进程已经由暗转明，大戏正式开锣。这时北伐，弊大于利。其一，有内部生乱的可能性。其二，北伐胜利犹可，如果失败，禅让之事必生变数。为了面子，刘裕要盛怒作北伐貌，而真正体己的大臣应该极力劝阻。第一个劝谏的是亲信谢晦。一个人当然不够，再说谢晦还太年轻，威望稍欠。哪一个重臣能体会刘裕的苦衷？郑鲜之。他上了一道在情在理的表，但言江南诸州局势未宁，不宜远行。稍后刘义真平安归来的消息传来，刘裕便顺势下坡，再不提北伐之事，开始全心全意为刘宋的建立准备起来。清人黄恩彤在《鉴评别录》卷二六（清光绪三十一年家塾刻本）中说：“裕之刻日北伐，特示威于众耳。明知关中不可复得，得之亦必不能守，且志在篡夺，亦无暇他及。即微鲜之言，义真竟不获免，亦必不出师也。”黄氏官至广东巡抚，宦情练达，所以言谈微中。

南朝的很多高门世族子弟，是不大会用心体察皇帝心思的，其命运也多不堪。而郑鲜之家族唯冢中枯骨足可傲人，父祖辈则备员之官，不足语权要。正是这样的人物，才会对刘裕以揣以摩，务求洞察入微。刘裕仰慕名士风流，人所共知。他附庸风雅，参与清谈，大家让着他，他却未必真高兴。盖刘裕英察之人，自尊心也强，他自知水平不够，却谈无敌手，那不是诸人不想与谈又是什么。只有郑鲜之，虽不以谈著名，却尽心尽力，相与辩难，这才是不轻视刘裕，且真正帮他提高的做法，所以刘裕有时也会羞愧，内心却领了这份情。

相反，后来梁武帝萧衍与沈约比赛背诵关于粟的典故，“与约各疏所忆，少帝三事”。这时真的必须让着皇帝。萧衍本来是名士，一生文人自居，他和沈约的比赛是文人间的竞争。沈约智及相让，却盛气不能平，于是出而宣言：“此公护前，不让即羞死。”（《梁书》卷十三《沈约传》）这下肯定要倒霉了。

让与不让，要体察君主心思而行之，总之要准确找到对方痒处，使其大受用，方得佞中三昧。《韩非子·二柄》有云：“人主好贤，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。”王夫之《诗广传》卷三亦云：“三代而下，有爱天子者乎？吾不得而见之矣。汲黯之诚，情未浃也；魏征之媚，机未忘也。天子曰：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。是附其所自显者而已矣。”古人自有能窥破其中奥妙者。如此说来，称郑鲜之为“格佞”，可谓肖其面目矣。想来当时标目者，必是善清谈又达人情的高人。

史书释词，不但要通训诂，还需体察人情，而细味史笔，又岂易言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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